为科学评价佛山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促进都市现代农业多功能协调发展。在厘清都市现代农业内涵基础上，构建包含科技创新支撑、生产供给保障、社会生活保障以及生态涵养修复4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的都市农业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并测度佛山市及各区都市现代农业多功能发展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佛山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从2015年的19.88增长到2020年的80.13，科技创新支撑、生产供给保障、社会生活保障以及生态涵养修复等4个方面增长趋势明显。从各区发展情况看，顺德区和高明区都市现代农业多功能发展水平位居前列，禅城区都市现代农业多功能发展水平居各区末位。佛山市都市现代农业科技、生产、生活、生态等多功能发展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各区都市现代农业功能特色鲜明，应采取“一区一策”都市农业发展策略，因地制宜推动各区都市现代农业差异化发展。
荔枝作为广东省特色农业的代表，其空间分布及形成原因直接关系到特色农业的区域化布局。基于广东省评定的“一村一品”专业村中的荔枝专业村数据，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进行空间点模式分析，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对荔枝专业村进行空间面模式分析。结果表明：（1）广东省荔枝专业村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在粤东、粤北地区为均匀型，珠三角、粤西地区为凝聚型。（2）核密度估计显示广东省荔枝专业村的聚集核心分布在珠三角东岸地区的广州、东莞及惠州交界地带以及粤西茂名与湛江北部的区域，呈现出中心向外围骤减的趋势，并在佛山、中山、珠海、江门一带形成空白断裂带。（3）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广东省荔枝专业村分布具有明显的县域集聚性，有8个地区高—高集聚比较明显。（4）广东省荔枝专业村的空间分布受地理环境和自然禀赋、历史形成与文化传播、政府行为与政策支持、城镇化与工业化推进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可以为广东省荔枝种植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依托荔枝产业实现区域乡村振兴的政策决策提供一定科学支撑和借鉴。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黄河流域、研究黄河流域、保护黄河流域、发展黄河流域”的热潮。黄河流域（包括9省、自治区）是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区域，担负着维护区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任务。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黄河流域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具体表现在产量增加、品质提升、效益提高、条件改善和科技进步等多方面。当前，黄河流域粮食生产面临诸多突出问题，如耕地减少、水资源缺乏、劳动力不足和自然灾害严重等。针对上述问题，在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和深入实地典型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黄河流域粮食生产的战略地位及其发展规律，认为新时代新发展阶段黄河流域粮食生产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采取如下对策和措施：（1）扩大面积，增加复种；（2）提高单产，优化品质；（3）节约资源，改善生态；（4）夯实基础，防灾减灾；（5）产业融合，高质高效；（6）发展科技，培养人才。
旨在探讨植物工厂在何种种植规模及投资比例下能给投资者带来可观效益，为植物工厂产业推广与发展提供技术经济的量化分析参考。基于已建植物工厂实际工程投资造价及运维成本分析，选取建设成本、运维成本、光电能利用率、单位面积产量以及内部收益率5个植物工厂建设指标体系，结合国内外植物工厂相关建设规模分析不同种植规模植物工厂建设优化方案，在理想状态下采用指标扩大法对不同种植规模方案的植物工厂进行成本效益概算及修正，通过熵权-TOPSIS模型进一步测算并选取种植规模与经济效益最优方案，经TOPSIS模型对推算数据测算结果所得，标准化贴近度中种植面积为3000 m2的植物工厂与最优解距离最近，因此可得结论为植物工厂的收益情况并非是种植面积越大越优，主要与实际种植方案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以及运营建设方案相关。
为了解玛纳斯县棉花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运用DEA模型对2020年新疆玛纳斯县350户棉农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生产技术效率的测算，并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玛纳斯县棉花生产技术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2020年玛纳斯县棉花平均生产技术效率为82.50%，各乡镇棉花生产技术效率最大值为100%，最小值为35.40%。从实证结果来看棉花生产技术效率受到补贴金额、机械化水平、是否参加技术培训、每公顷棉花收益、是否加入合作社、受教育水平、种植规模和是否外出务工的影响。由此得出结论，要提高玛纳斯县棉花生产技术效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转变棉花生产方式，助力棉花产量质量提升；（2）加大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力度，继续深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3）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生产要素最优配置；（4）加大对棉农的技术培训指导力度。
基于三江源生态功能区21个县级行政区2012—2019年农牧民收入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地形-气温优劣度指标，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研究该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研究区域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567.92元上升至10417.56元，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局部区域存在空间聚集现象。（2）自然地理特征通过影响农牧民生产生活、区域经济发展、城乡资源配置及政府经济政策全面作用于农牧民收入。（3）空间杜宾模型表明某一区域农牧民收入增长会对相邻区域产生带动作用，地形-气温优劣度越差，区域间农牧民收入水平越低；GDP增长有利于增加相邻区域农牧民收入，产业结构改善有利于增加本地区农牧民收入，农牧业现代化发展对农牧民收入增长作用不显著；政府财政支出增加能同时促进区域间农牧民收入增长。
利用2010—2020年天津农田生态系统主要农作物产量、常用耕地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药、农膜、柴油使用量等统计数据，估算了天津农田生态系统碳吸收、碳排放情况，以期为天津农田固碳减排提供参考和数据支持。结果表明：2010—2020年天津农田生态系统碳吸收总量相对稳定，年均434万t。粮食作物中玉米和小麦的碳吸收量占比最高，且整体上均呈平缓增长趋势。农田碳排放总量逐年降低，由2010年的32.88万t降到2020年的14.25万t，总降幅约57%。各碳排放源中，化肥的碳排放占比最高，且基本上逐年降低。柴油和农膜是仅次于化肥的排放源，碳排放量均逐年降低。天津农田生态系统的碳吸收明显大于碳排放，具有较强的碳汇功能，净碳汇的年度变化不明显，年均408万t。
为了促进甘薯地理标志产业和农业经济发展，对中国甘薯地理标志数量、保护范围、品种种类、专用标志使用现状以及产业现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1）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共有49种甘薯产品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分别产于河南、四川、山东等15个省份；（2）在所有甘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只有铜仁红薯粉丝的保护范围是以地级市级为单位，而其他甘薯地标产品的保护范围均以县（县级市）级或乡（镇）级为单位；（3）在这些甘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一部分是现有育成品种，而另一部分则为当地传统品种；（4）截至2020年底，共有18家企业已被国家质检总局核准可使用甘薯“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5）甘薯地标产业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根据现状所提出的发展对策：（1）强化育种利用；（2）建立国家质量标准；（3）加强原产地保护；（4）规范使用专用标志；（5）打造知名品牌。本研究将为推进中国甘薯地理标志的保护以及产业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牧民的减畜行为在草原退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村规民约作为一种基层自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实现草原环境治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本研究通过探讨村规民约对牧民减畜决策行为的影响，以期从非正式制度视角，提出控制牧民超载过牧行为的政策建议。本研究在对村规民约对牧民草原保护决策行为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内蒙古和新疆193户牧民的实地调研数据为依据，运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村规民约对牧民草原生态保护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以书面形式制定，且近5年内容未发生变化的村规民约，可显著提高牧民的减畜意愿；宗教信仰对牧民的减畜意愿有显著的制约作用；汉语水平越好的牧民，其减畜意愿越高。本研究认为村规民约对其生产生活影响程度越高的牧民，其减畜比例越高；牧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与其减畜比例均显著负相关。因此，重视村规民约制定形式的规范性和内容的稳定性，提高牧民对村规民约的遵守程度和认可程度，定期开展牧民汉语培训工作，提高牧民的汉语水平等方式对引导牧民做出有利于保护草原生态的决策行为有积极作用。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所以系统分析国内外粮食生产科技现状及发展趋势非常重要。从世界粮食生产科技特征及发展趋势、世界典型农业发达国家粮食生产科技的成功经验、新时期中国粮食生产科技发展趋势和重大科技任务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以期为粮食生产管理及研究领域相关科研人员等提供参考。
热带作物产业是中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国家资源安全、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和服务外交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运用SWOT-PEST方法,结合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发展现状,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4个方面对中国热带作物产业的内部优势、劣势以及面临的外部机遇、挑战进行分析,并构建了分析矩阵,研究表明中国热带作物产业拥有政府重视程度高、自然资源丰富、区位优、较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和科技力量储备等内部优势,同时也存在扶持力度相对不足、经营水平发展较为滞后、资源环境约束和生产成本的压力较大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等自身劣势。建议综合运用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发展的增长型、扭转型、多元化和防御型4种策略,以“一带一路”倡议、乡村振兴战略和持续对外开放政策为契机,利用好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多元化需求不断增长、新技术应用力度加大的发展机遇,在充分挖掘和发挥内部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呼吁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热带作物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热带作物产业经营体系建设、推动热带作物企业“走出去”、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延链升级等方式补齐自身短板,减少或避免国际热带农产品市场对国内的冲击、供给安全的不确定性以及科技创新供给不足的威胁,全面提高中国热带作物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余甘子是中国南方地区的特色经济树种,但目前对国内余甘子产业的总体生产情况还没有系统的统计和研究报道,产业链发展情况也还不清晰。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电话访谈、文献分析和数据统计等多种方法,掌握了国内余甘子主产区的生产、加工情况以及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结果显示,国内余甘子总栽培面积约3.8万hm2,主产区包括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主栽品种有‘高黎贡山糯’、‘盈玉’、‘甜种’、‘粉甘’、‘蓝丰’、‘玻璃甘’、‘大玉余甘’等,加工企业有上百家,分布在南方各省,加工产品主要有果干、蜜饯、果汁、果茶、余甘子粉、含片等。总体来讲,余甘子产业还存在资源保存和开发利用不够、标准化体系不完善、精深加工不足、科技支撑乏力等问题,建议增加产业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力度、重视种质资源的保存与开发利用、加强余甘子产业主体的交流与协作,促进产业链向下延伸。
为进一步明确江苏苏中地区小麦生产情况,通过发放问卷调查表的形式,获取了代表苏中的兴化和高邮两市2016—2020年度小麦生产调研数据,明确了该区域从事小麦生产的农户以51~60岁中老年劳动者为主,农户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迫切需要农业新技术,但接受能力偏低。不同农户田间小麦播期、播种量和肥料施用量均有明显差异。在10月26日—11月5日播种,采用211~240 kg/hm2的播种量易获得高产。两地农户平均施氮水平分别为308 kg/hm2和281 kg/hm2,部分农户施氮量高于350 kg/hm2时,产量不增反减。在播期、播量和施氮量作用下,兴化和高邮市小麦平均产量分别为6129.64 kg/hm2和6788.25 kg/hm2,农户间高产水平与低产水平间的产量差值分别为2270.36 kg/hm2、1611.75 kg/hm2。不同种麦规模获得的经济效益不同,种植面积为6.67~20 hm2时大多数农户能获得较高收益,仅极少数农户出现亏损,面积超过33.33 hm2的农户亏损占比较高,有收益农户单位面积种麦效益偏低。综上所述,苏中地区农户种植小麦规模20 hm2左右,采用播期10月26日—11月15日、播种量200~240 kg/hm2、施氮量为250~300 kg/hm2的生产措施可以获得较高产量和收益。建议在苏中地区推广使用。
粮食问题和农民增收问题一直都是中国“三农”问题关注的焦点,尤其在新冠疫情下,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更为紧迫。本研究基于比较优势理论,采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模型,利用2009—2018年云南省稻谷、小麦、玉米、豆类和薯类这5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和产量数据来测算其规模优势指数、效率优势指数和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以揭示云南省及其16个州市间主要粮食作物强、弱比较优势的变动规律。研究发现：10年间,薯类、豆类和玉米这3种粮食作物同时具有较强的平均规模、效率和综合比较优势,而稻谷和小麦的平均规模、效率和综合比较优势均较弱,而且各个州市的强弱优势粮食作物不尽相同。因此,建议云南省利用此结果对全省的主要粮食作物生产进行合理布局和安排,发挥各种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和产量优势,以求最大限度地促进云南省主要粮食作物的增收增产。
农业绿色发展关系着整个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又是美化农村人居环境、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通过调研分析国内外农业绿色发展的建设情况,直面中国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推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旨在为“十四五”时期农业绿色发展的战略布局提供信息支撑。本研究综合使用文献调研、计量分析、专家咨询等方法,对美国、欧盟、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及中国的农业绿色发展的模式和路径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举措形成了农业绿色发展卓有成效的发展理念和道路,其在分子育种等领域拥有领先的尖端技术。中国的农业绿色发展经过30余年的政策演进和路径实践,也已形成了典型的、可推广、可借鉴的农业绿色发展模式体系,但目前中国农业仍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面源污染严重、生态问题突出、绿色农产品区域供给差异明显、保障体系有待健全等严峻形势。结合国际发展经验和中国国情,提出优化农业主体功能、推动资源保护高效利用、净化产地环境、促进生态系统养护修复、驱动绿色供给、健全绿色农产品市场评价标准和补贴制度体系等推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在城乡中国的背景下,“三权分置”的新时期中国农地制度创新理论为土地产权改革提供了机遇,农地承包权价值内涵构成及价格评估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不仅给农用地流转提供依据,也是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的关键。本研究从“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演变入手,重释了承包权内涵及价值构成,并在分析影响价值因素的前提下探讨了采用收益还原法与叠加法来评估承包权基准地价。研究认为,（1）承包权是因农户具备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从而享有对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的权利;身份权特征明显,具有主体专一、财产收益、效益处分及有效占有等4个特点;（2）集体成员身份权具有身份性、平等性、共同性及约束性等4个特性,享受成员权的主体形式可以是农户家庭也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的个人或是两者的结合;（3）依据农地承包权的生产收益权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构成,采用收益还原法和叠加法两种方法来评估承包权价格,在确定社会保障价值时可以借用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中的社保费用值来量化。本研究在维护农户土地权益前提下,以期为全面有序开展农地质量价格评估和价值核算提供有益参考。
为明确区域要素变动与约束背景下生计资本与生计活动的差异,厘定影响农户生计活动的关键驱动,以元江干热河谷新平县为例,采用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和方差分析等统计学方法,揭示河谷区与半山区农户生计资本、生计活动的区域差异,通过冗余分析和方差分解阐释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资本构成的差异主要由4项与土地流转相关的指标贡献,即人均旱地面积、人均水田面积、政府补贴、土地流转收入（单个差异贡献率>10%,累计贡献率=56.85%）。（2）两地农户在从事种植、就地务工和外出务工3种生计活动上有较大不同。河谷区农户以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半山区农户以就地务工为主。（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构成的解释率为57.3%,对生计活动影响的重要程度排序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当前农户生计活动的发展有赖于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计活动的支撑与转换作用仍未突显。
随着中国农产品消费从能量消费转入营养消费的新阶段,能量过剩和营养素有效供给不足已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功能农业通过生物营养强化等技术手段生产出含有特定微量营养素和其他有益功效的农产品（食品）,实现农产品（食品）优质化、营养化、功能化和安全性。加快发展功能农业,强化农产品营养功能,是提高城乡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现代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客观要求。本研究概述了中国功能农业发展的必要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的主要途径,为中国城乡居民营养强化和功能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在集约化种植和经济效益的驱动下,连作在中国已经成了较为普遍的种植模式,即年复一年地在田间种植单一作物。长期的连作导致了病虫害严重、产量低下、土壤健康状况降低等诸多问题。轮作是有效解决连作障碍的方法之一,在国家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战略实施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通过文献检索,利用对比分析法,进行文献综述,阐述相比于连作,轮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且通过国内外相关轮作制度的对比,为中国轮作产业的发展提供建议。结果显示,相比于连作,轮作在经济与生态方面都有着很高的效益。同时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目前的轮作体系与国外在指导思路、推广机制、补贴方式与监管措施上均有差异,在轮作发展过程中,中国仍存在诸多问题。结合国外的相关轮作经验,中国应该着手于制定科学的轮作计划、发展轮作的配套技术（如保护性耕作、覆盖作物、节水灌溉等）、加强轮作相关的宣传与推广、精准落实轮作政策同时按时进行轮作的合理评估与政策调整,进而完善中国的轮作体系,这对于在国内大规模开展轮作种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是世界芦笋生产大国,面积和产量都位居世界第一,芦笋产业已发展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在全球芦笋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研究中国芦笋的国际贸易和产业竞争力,根据FAO、WTO和中国海关（一般贸易）的芦笋贸易数据,对中国芦笋的进出口贸易现状进行了分析,选取生产者价格、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出口价格比4个分析指标,对中国芦笋的产业竞争力给予评价。结果表明：中国芦笋贸易以出口为主,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2008年以后,进口增长很快,进出口差距显著缩小,2019年进口量是出口量的1/3,而进口额超过了出口额。芦笋价格方面,中国芦笋生产成本和生产价格较低,占据优势,但是出口单价和出口额相对也较低,出口创汇不显著,2013年以来进口单价快速上涨超过了出口单价,进口芦笋价格昂贵,未来芦笋进口不会明显增加,出口保持稳定。在国际芦笋出口大国中,秘鲁、墨西哥基本上是芦笋净出口国家,具有极强的贸易竞争力;其次是希腊,竞争力指数也较高;美国、西班牙、荷兰的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是全球最大芦笋生产国,但芦笋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不高,贸易竞争力指数为正数时接近1,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反映出中国芦笋在国内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相对较弱。
